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

文/吴晓明

选择“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这一主题的原因：

黑格尔曾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研究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这不仅是一个思想史上的主题，更涉及到对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性质和存在论基础的理解；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现代意识的平庸形式”和“知性科学的空疏形式”中，将对我们把握社会现实构成严峻挑战，而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对这一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了深刻批判；
在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方式和阐述方式上，陈旧的观点正在复活，试图使马克思学说直接衔接康德，或是对马克思学说做“准康德式”的解释，就意味着丢掉了马克思学说最根本的要素。总而言之，这个看似是思想史问题的主题，实际上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思考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直面时代的课题和挑战都具有重大意义。

吴晓明教授梳理了论题的思想史背景。众所周知，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等人与第二国际的“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展开的激烈争论，开启了恢复马克思学说黑格尔渊源的大门。他们的争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存在论基础，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学说现成地看作矗立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之上，而卢卡奇等人则试图在黑格尔哲学中找寻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学说完全变成机械论的、单纯直观的和实证主义的，卢卡奇等人则通过与黑格尔哲学相衔接来恢复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关于对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理解，卢卡奇等人试图通过恢复黑格尔渊源以确立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这一科学指的是“历史科学”，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方案。

虽然“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也讲辩证法，但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辩证法只意味着纯形式的方法，可以加诸于任何一种哲学存在论基础之上。这种空疏的辩证法与实体性内容无关。其结果是：一方面把辩证法弄成完全无内容的抽象的理智方法；另一方面则把这种形式方法纯外在地加诸于“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事实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唯通过其存在论的革命性变革才是可能的。
不容乐观的是，在现代意识形态将知性科学作为唯一正统的情况下，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就成了必须被去除的赘疣，其结果是马克思学说被改造成一种实证主义科学。换句话说，马克思学说的“去黑格尔化”是以强大的现代性意识的平庸形式作为基本背景的。所谓现代性意识的平庸形式，是指以空疏的理智和抽象的知性（知性科学）为基础的主观思想。其主要的活动方式叫做“外部反思”，其主要特征是：它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事物的主体内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应用到任何内容之上。
再次，吴晓明教授指出，要使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意义得以充分彰显，就必须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区分了思想客观性的三种形式：

常识中的客观性，指一般的外在事物，区别于单纯主观的、梦想的东西；
思想的客观性，指我们知识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就是康德所讲的知性科学形式。但这一客观性从存在论意义上讲仍然是主观的，因为自我意识永远不可能达到所谓“自在之物”的彼岸；
黑格尔所说的客观性，其存在论前提是：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黑格尔哲学通过对绝对者的恢复，重新开启思想的客观性，把自我意识和“自在之物”统一起来了。

不仅如此，黑格尔认为，正是“客观思想扬弃主观思想的单纯的主观性，从而使其走向真理领域”，甚至可以说主观思想是由客观精神所决定的。吴晓明教授举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例子来说明：外在法绝不可能单独地成立，它也许可以作为抽象的原则，但它一旦需要有实际效用，就必须和这个民族特有的道德状况和伦理现实相吻合。这体现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之间的巨大分歧。当黑格尔把对主观思想的超越理解为客观精神时，他也就把主观思想的本质性导回到以客观精神为活动领域的社会现实中去了。
吴晓明教授尖锐地指出，排除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就意味着向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的回返，意味着空疏理智及其主观主义在一切知识领域的成功的复辟，意味着抽象的原则、教条或公式等等在马克思学说的阐述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里牵涉到对“现实”概念的理解。吴晓明教授介绍了黑格尔对“现实”概念的两种理解：

他把“现实”理解为本质和实存的统一。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看法”，理念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强有力的，他能够实现自身，而直觉能给予我们的只是一般所说的事实、实存，不是现实。
现实性是展开过程的必然性。现实不仅是展开过程，而且是必然性，是展开当中的必然性，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我们在康德哲学中还看不到这种对社会的本质的规定，也看不到历史的内容，看到的只是脱离历史内容的抽象公式。只是通过黑格尔哲学，所谓社会历史的本质的维度，才从哲学的意义上被把握了。

那么出现在黑格尔之后的费尔巴哈呢？吴晓明教授认为，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同样看不到任何社会历史本质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他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没有进入历史领域；只要一进入历史领域，他就变成唯心主义了。”事实上，费尔巴哈是重新回到了已经被黑格尔扬弃的应有和现有的无限分离和对立状态当中。
最后，吴晓明教授揭示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质和现实意义。对“现实”——特别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他的历史学优越”。不过，当黑格尔把客观精神——社会现实领域的本质性导回到绝对精神中去的时候，马克思则将这种本质性建立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这个在存在论上具有革命意义的颠覆，在深入社会现实领域及其全部实体性内容的同时，也把批判地揭示和分析当今社会现实的任务传递到我们手中。
以此出发，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只能构成同第二国际观点的外部对立。卢卡奇的主要问题是将自我意识推到了极端，他把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这意味着“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从而意味着复活费希特式的“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所以我们固然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领袖的伟大功绩，但并不完全赞同他们对马克思学说黑格尔渊源的阐释。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根据社会现实来定向的历史性和整个具体化，而不是在卢卡奇那儿仅仅表现为无内容的总体性观点和实际上发展成为主观主义极致的自我意识的概念。
那么，把握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渊源具有何种现实意义呢？最关键之处在于依循社会现实来定向的历史性和整个具体化，把社会历史的本质性维度带入到我们的研究视域当中来。这要求我们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只有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才有可能形成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吴晓明教授希望中国的研究者能够沿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开辟道路继续前进，开展出“说汉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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