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简介 何佳乐，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英语笔译专业硕士生。2023年荣获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英译汉”组二等奖，在综合面试中成绩优秀，获得了南犹他大学奖学金，并于2023年8月赴南犹他大学访问交换
如何架桥
几天前，组委会老师邀请我与睿璇谈一谈我们的留学生活，我思索自己这样无关紧要的人物，有什么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呢。接着，我便开始回忆起自己与海伦·斯诺的缘分。无论是亲赴红区向世界报道真正的中国，还是为“工合”运动筹措，亦或者是在后半生撰写了三十余部仍未出版的手稿，海伦·斯诺的精神被总结为一种“架桥精神”，而我与睿璇正是通过这场竞赛的架桥才得以前往海伦的故乡，延续这种中美人民之间的珍贵友谊，我便想就我们的美国生活谈谈如何架桥。
人们总是习惯建构，让原本自然而然的知识与情感变得复杂。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核心权力的守护和人的自负。无知者无畏，这又让无知者对有知者生畏。这些有知者只让少部分懂得者懂得，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圈层；又让大部分不懂得者生畏，维系了不小的底层基础，在他人有知与无知的认可或者从众的倾向中阐明和彰显了自身的价值与高度。
架桥就是让事情变得简单。这一点与翻译有一些共通之处。今年年初，针对“中国龙”的译法激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有人认为应当选择Loong，有些人则主张沿用Dragon。在我看来，这便是让事情变得复杂，遵从自然发展即可，如是的纠结显得有一些无谓。真正关注中国龙以及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自然会接触到其正译Loong。让西方读者突然接受一种非主流的译法让我们的文化信任度下降，似乎还有一些强制的意味。针对这一点，我也在与美国朋友们的闲聊中听到过一些观点。在他们看来，我们总是十分“激进”。他们谈到，在中国人出现的场合总是想让“我们”认可并承认“他们”是更好的。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但其带来的感受却真实地发生了，我们更应该想想为什么会在国际传播中带给他人这样的感受。
很显然，架桥绝不是刻意为之。我与睿璇在经历了一周的“披萨生活”后，感慨美国食物的单调与无趣，并戏称其为“美国烂饭”。后面的日子里，我们被迫做起了中餐，并时常邀请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品尝。特别是我们的朋友雅各布，总是回应:“It’s good.”。我们终于让这些“美国哥”们体验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直到感恩节假期间，我在厨房制作了一道风味茄子，受到了舍友迪亚戈的连连称赞。甚至在假期结束后，向德里克、扎克和根纳尔反复推荐，并询问我何时会再次制作。我才明白，之前对中餐的赞美原来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谁知道，下次前往盐湖城购买中国长茄是什么时候呢。但好在，总算是有一道中国美食留在了这个巴西小哥的心中。我们戏称的美国烂饭是西方的饮食文化，其实并没有高下之分。
何佳乐、张睿璇与好友聚餐
架桥还需要架桥者的思索。西方世界的“中餐”其实是适应选择后的“Chinese Food”。有趣的是，这种脱离了本身的美式中餐（例如Panda Express）在中国开店后，又被大家打卡追捧。与此同时，我与睿璇在锡达城的KFC中就餐时就发现，这里并不售卖新奥尔良鸡翅。其原因我们不去深究，但在我们眼中认为应当受到认可并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对应于外界的感受。这让我觉得，我以往的讲解活动作用实在是甚微。也许，只有那个继续提问的小男孩想要了解海伦·斯诺。
架桥是为了更好地沟通，为了结交更多的朋友，而不是去销售和炫耀一件华丽的商品。如果我们在讲述自己的时候，自负拥有从未断绝的五千年历史，标榜中华传统文化的广博与高深，便无法真正地让他人接受和认可我们。短短几个月的美国旅程，我在布莱斯大峡谷受到过歧视，我的美国好友科恩为我伸张正义。一个从未造访中国的巴西人向我表达着对中国的厌恶，通过与我们的接触与生活，他的观点得以改观，并约定与我共赴华山之巅。这里的人们几乎没人知道日本政府排放了核污水，通过我们才感叹“This is so BAD.”西方的新闻中存在着对中国的选择性描写，我们向他们展示了手机中的绿水青山以及便捷、干净的中国城市。节假日中，我的舍友们载着我穿梭和感悟美西的自然风光……
我想没有人天生就心存恶意，架桥才是彼此了解的良方。我来表达和介绍，如果你真的感兴趣，那便亲自去了解和感受一番。
如果说，这次美国之旅弥足珍贵的收获是什么，那一定是友谊。这里的清晨是西安的晚上，我会在这个间隙与父母和姐姐视频聊天。白天与傍晚，我的朋友们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使我没有时间放空自己去体会孤独的滋味。我最应该感谢的人便是雅各布。我很惭愧，但拗不过我的本性，我对雅各布的情感是复杂的。接着，便是与我最亲近的四位舍友，他们是德里克、迪亚戈、根纳尔和扎克。他们四个的信仰不同、国籍不同、爱好迥异，却总是一起出现，赞美我、支持我。他们会在我每次返回公寓时，高喊“LEO!”；夜晚，我们在客厅听着德里克弹奏吉他，表情夸张；深夜他们载着我去公园运动，玩滑板。短短的四个月，我两次登台演唱，都源于他们的鼓励。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生活的热情不断削减，但在这里我选修了油画课程、用镜头捕捉瞬间、又拾起了写作。他们的出现让我暂时忘记了佳乐，成为了利奥。我没有参透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魅力，收获了如此多的爱意。
在海伦·斯诺文化研究中心一周年庆典上
何佳乐、张睿璇与前来赴约的舍友合照
然而，我们终究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或者说我的英语水平还无法自由地表达我的心中所想。我隐匿的情感都寄托给了我的中国朋友们。首先，当然是睿璇。这段日子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谈论人性、聊及历史、探究思想的萌生。接着我们又结识了迅颖、新辉、浩华、子渊、凡哥与宇轩。作为男孩和女孩，我们有爱而不得的情感；作为孩子，我们各自的家庭皆有怀恋与伤疤；作为青年，我们有着对未来的期许与迷茫。我们在或戏谑或真挚的交谈中疏解自己的内心。对于我们来说，再次相见实非易事，但大洋彼岸的我们也就这样架起了桥。我想这是一种战友般的情谊，无需日常的维系，却共同期待着再见时的拥抱。
圣塔莫尼卡码头，美国66号公路的终点
何佳乐、张睿璇与好友们在此道别
获奖者简介
张睿璇，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专业2023届毕业生。2023年，荣获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汉译英”组二等奖，在综合面试中成绩优秀，获得了南犹他大学奖学金，于2023年8月赴南犹他大学访问交换。
我的专业背景与翻译本身
我很荣幸地成为了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汉译英组二等奖的获得者，也因此获得了南犹他大学的交流机会。这一切都让我受宠若惊，深感自己仍是文学与翻译道路上的初学者，不足以为人师侃侃而谈，便在此浅谈我在翻译中的感想与拙见，以为分享而非授业。
在我看来，翻译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文字——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高超的技巧，而是文字本身的力量。而文字的力量来自文学，法国作家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认为，you’re what you eat(你即你所食)；在我看来，you’re what you read(你即你所读).
文学是我生命最真挚最热忱的来源。从我十岁时第一次捧起《红楼梦》时，我便捧起了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好奇心，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这是我文学的启蒙，也是我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的开始。
小学时，我阅读三毛，想象自己在广袤无垠的撒哈拉沙漠上躺着看星星，与牛羊骆驼为伍；中学时，我爱上了张爱玲，每天流连于老上海外滩上“荒诞，精巧，滑稽”的洋房，看着生命这席华美的袍上爬满了人性的蛆虫；大学时，我又沉迷于老舍、余华和莫言的世界，沉迷于他们笔下鲜血淋漓的中国。三毛让我爱上了远方，张爱玲让我审视起人性，老舍、余华和莫言让我解构自己所处的社会。卡夫卡说过，我们应该去读那些能刺中和伤害我们的书，如果所读的书无法带来当头一棒的惊醒，我们读它干什么呢？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内心坚冰的斧头。
张睿璇与好友游览美国自然风光
我至今为止最喜欢的国外文学作品大概有六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西班牙语，译者范晔），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法语，译者柳鸣九），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捷克语，译者许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俄语，译者荣如德），乔治奥威尔的《1984》（英语，译者刘绍铭）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英语，译者主万）。这些文学作品来自世界各地，以不同的语言所著，但都因为出色的译者而焕发出了中文语境下的生命力。在我看来，一个出色的翻译一定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反之亦然。安危先生说过，翻译本身就是文学再创作的过程。张爱玲翻译过《老人与海》，杨绛翻译了《堂吉诃德》，郭沫若翻译了《浮士德》……这些文学功底深厚的作家往往能够为作品提供其本身之外的文学意蕴。我认为，翻译首先是文学，而文学首先是阅读，阅读后可以写作，写作中找寻自己的语言风格，翻译便是水到渠成。
我是一名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平时主要关注人类学。中国的考古学体系与西方很不同，中国的考古学更像是历史学的分支，其目的在于“证经补史”；而西方的考古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其关注点是人类本身。由于我本身研究方式比较西化，因此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注度很高。
人类学要求研究者在谈论他者之前要将自己变成他者，并在对照中进一步反观自身、理解自我，这高度契合着我在精神层面最根本的需求：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与构成我的一切。
张睿璇与好友参加南犹他大学
海伦·斯诺研究中心一周年庆典
无论翻译还是考古，在我看来，“话语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视的议题。我在毕业论文中采用了性别考古学的视角，关注了与战争有关的大型墓地中女性受害者的数量与死亡方式，这在女性的存在与话语权被普遍剥夺的情况下属于很小众的题目。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经常发现翻译中女性的话语权被削减与剥夺的现象。比如电影Cleopatra，按照原名应该直译为《克里奥佩特拉》，或意译为《埃及女王》、《埃及法老》，但其中文译名却是《埃及艳后》。这个译名将处于主体地位的女法老通过翻译降格为了从属地位的王后，甚至进一步将其污名化为“艳后”，直接削弱了克里奥佩特拉的政治主体性与个人意志，增强了对其“风流韵事”关注的恶趣味。爱泼斯坦事件中的Little Saint James Island直译过来应是“小圣詹姆斯岛”，事件爆发后国外用罪恶之岛（Island of Sin)代称，而我们却将其称为“萝莉岛”，将关注点由犯罪者转向了女性受害者，在翻译中将自己的视角置于加害者的凝视位置，表达了对受害者病态的凝视与审判。翻译的核心标准是“信、达、雅”，而这种在如今社会随处可见的不信、不达、不雅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削弱女性话语权与主体地位的意图，这一点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与卡罗琳•佩雷斯的《看不见的女性》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语言是一种权力，会塑造人的思维与认知，能够沟通交流、消弭隔阂，也能筑起高墙，制造压迫。作为一个业余的翻译者，我时常警惕语言表达中话语权的争夺与压迫。翻译的过程应该是消除障碍与隔阂的过程，而非进一步制造对立与剥削的过程。我由衷地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话语权的剥削，推动文学与翻译的话语权平等。
张睿璇前往好友家中聚餐
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强调“building the bridge” 的重要性。人类试图建造巴别塔，上帝便给了我们不同的语言，我们有了语言的壁垒，因此有了思想的割裂。翻译这件事本身就是建造巴别塔的过程，是沟通国家之间、语言之间、文学之间的桥梁，是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和碰撞。我们拥有了翻译，便拥有了摩西分海的力量。黑塞在《荒原狼》中说过：“人是一种试验和过渡，人只不过是自然与精神之间的一座又狭窄又危险的桥梁。”因此思想总是在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个体中传递着，它无法被创造，而是在等待着被呈现。我们都知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孔子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是言有所衷的，文字和语言的力量也来自于此。所以我们需要文学，需要表达；同时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与文化，需要聆听。因此我们需要翻译，需要架桥，需要建造巴别塔，需要听到别人的声音，也需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作为海伦斯诺翻译赛的参与者，我很荣幸能够体验这个奇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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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乐丨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奖学金获得者留学生活分享-第十一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赛氪 (saikr.com)
张睿璇丨第十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奖学金获得者留学生活分享-第十一届“海伦·斯诺”翻译大赛-赛氪 (sai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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